透视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及其内在逻辑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段表述可以看做是中国科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路线图，为了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在实践层面又是怎样布局的，以及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1、为什么从基础研究切入？
自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之后，2019年又开始制裁华为公司，这一系列动作让平静的中国科技界开始真切感受到阵阵寒意，针对由卡脖子技术暴露出的中国科技短板，中国科技政策开始进入快速变革时期，通过大规模运用政策工具进行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年可以称作是中国科技政策进入活跃窗口期的元年。反观从十九大到二十大这五年，中国出台了众多影响深远的科技政策，令人眼花缭乱，如同走入政策丛林，那么这些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哪里是本轮政策的破局点？其内在逻辑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界仔细梳理，并理顺其内在关系，这种努力的意义有两个：其一，通过对政策关键词的挖掘，让科技共同体准确了解国家的科技战略布局，从而让自己的研究与国家的重大需求相衔接；其二，通过对近期科技政策的梳理，揭示政策所体现的国家意图与实现路径，精准把握科技政策释放的信号，充分利用智力资源，少走弯路。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宏观布局，可以从最近几年出台的重要科技政策文件中的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与特征反映出来，据我们的考证，这轮政策井喷的核心点就是基础研究问题，显然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中国科技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的深层危机，即基础研究整体能力孱弱，存在明显的短板，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投入强度长期维持在占R&D的5-6%水平，远低于同期世界发达国家平均15%的水平；其二，基础研究人才严重短缺。大多数人才都扎堆集中在应用研究领域，由于前端基础研究成果的稀缺，导致中下游的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研究基本上处于无效空转状态；其三，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完全不适合基础研究。科研范式转型迫在眉睫，否则在现有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下基础研究根本无法实现持续有序发展的目标。为此，2018年初，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紧接着，2020年初，五部委推出《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这可以看作是对国务院前期关于基础研究政策的细化与落实。为何国家把当下科技发展迟缓被卡脖子的原因归结于基础研究的落后呢？
从知识生产与应用的全链条上可以清晰看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这一链条各段职能是完全不同的，前端负责知识生产，中端负责知识的验证与转化，末端承担知识的应用与扩散。改开的四十年，我国的科技事业大多集中在知识链条的中后端，现在国际形势突变，前端日益被封锁，拿来主义的科技发展路径已经走不通，此时科技发展必须转换轨道，加强前端研究增加原创知识的供给，如果这一步能够按计划实现突破的话，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原本就具有的优势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巨大进步。所以，基础研究就是中国科技的“阿喀琉斯之踵”，毫无疑问，今后中国的科技布局将围绕基础研究展开。
根据当代世界科技发展史的经验可以看到，推进基础研究发展的路径有两条：第一条路径是美国万•布什模式，即所谓的线性模型：从基础研究开始、经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发展的路径。它的预设是通过基础研究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然后这些知识经过市场的孵化多点开花，最后实现经济繁荣，事实证明这条路径是有效的。但是，这条路径的实现对于社会基础条件的要求是比较苛刻的，如需要相应的制度、人才、经济、文化等条件的支撑，很多国家不具备这种条件；第二种模式是日本模式，从应用研究中发现问题，遇到技术堵点时不是绕过去，而是回溯到前端基础研究，一旦解决就打通了整个知识链条，从而推动产业发展，这种模式契合了日本的社会基础支撑条件，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照理说，中国发展基础研究的模式应该沿着日本路径去走，毕竟我们在应用研究领域耕耘多年，相对而言基础比较好，问题是中国科研机构与企业多年来在功利主义理念主导下，一遇到问题完全无意于往上回溯到基础研究领域，往往是以庖丁解牛式的小聪明模式绕过那些困难问题，或者留给别人去解决，一旦别人解决了，马上拿来就用，或者干脆换个新问题去挣快钱，导致基础研究在我们这里变成无人问津的科学飞地。由于路径依赖效应，短期内很难扭转各类市场主体基于对科技认知所带来的行为惯性，笔者以前曾撰文指出，这是典型的创新锁定在知识成本惯性轨道上的结果。
2、推进基础研究的制度保障体系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使改革引发的社会阻力最小而效果最佳，那么就需要精准定位改革的切入点，对于中国科技界而言，从基础研究切入就是最好的突破口，原因有三：其一，基础研究在整个科技界的规模最小，即便采取激进改革措施，引起的社会震荡也比较小；其二，基础研究的孱弱已是公认的事实，从此切入，社会认同度比较高；其三，基础研究位于整个知识生产、应用链条的前端，由此开启改革，会自然带动中后端的变革，能使改革的成效最大化，并最终带来整个科研生态/文化的变革。
那么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基础研究能够按计划推进呢？由于知识是一种公共物品，不能完全靠市场来提供，因此，国家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国家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主角的角色，为了切实推进基础研究国家出台了新型举国体制与有组织科研的制度安排。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希望通过特殊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实现基础研究与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从世界范围来看，高校从来都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如何提升高校的基础研究能力以及人才培养质量就成为这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为此，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可以看做是高校系统支撑基础研究的重要政策文件。骨干政策有了，那么支撑基础研究落地的配套政策又处于什么状况呢？
为了切实推进基础研究，实践层面亟需通过评价体系的改革来支持基础研究的落地与运行，为此，2018年10月，五部委联合推出《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简称“四唯”），随后，教育部于同年11月份提出去“五唯”（增加一项“唯帽子”），至此，运行多年的“五唯”评价体系开始出现松动，这就为基础研究这种需要长时间坐冷板凳的无功利性或者弱功利性的研究活动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评价体系的改革也有利于科研生态与科学文化的建设，运行多年的四唯/五唯标准的去除，终于使科研工作者可以潜心于知识生产活动。科技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明确了，外围的障碍清除了，那么由谁来具体推进基础研究呢？这就自然引出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来承担主角的制度安排，搞基础研究是有很高准入门槛的，不是谁都有能力从事基础研究的，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证明，在基础研究领域成果的产出高度符合“二八原则”，即20%的机构和个人产出了80%的基础研究成果，因此，目标主体必须精准定位，把基础研究的重任委托给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科技领军企业，这种基础研究主体的选择即满足了知识生产的需要，也符合引发的社会震荡最小、阻力最小，成效最大的原则，同时也最大限度上避免了以往那种一窝蜂式哄抢资源的老毛病。笔者前期曾带领团队研究发达国家的国家实验室运行情况，清晰地发现发达国家的国家实验室都具有如下特点：规模大、学科全、预算经费充足，科研评价采取长期评估为主，它们的主要任务是以完成国家重大需求为己任，也是基础研究成果的最重要产出者，这些特点与目前中国正在运行的众多国家重点实验室相比差距明显，所以，这几年我们见到了国家正在大力改革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筹建国家实验室，由此可以更好地印证前面提到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布局的目的与意义所在。如果再考虑到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建设），以及中科院的相关改革等。至此，围绕推进基础研究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都已经安排就绪，由此我们可以合理预测，如果这轮科技改革成功了，我们不但可以跳出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科技上对于我们的围追堵截，还可以乘势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从而获得源于知识创新带来的科技红利。而且可以捎带脚地把二十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三大战略从理想变为现实，从而夯实国家安全的诉求。
3、结语：选准赛道
大科学时代，科技政策是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不论你喜欢与否，不了解政策只会导致事倍功半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治理是一项高度复杂的事情，由于学科的高度分化，导致科技政策并不总是能被政策受众所准确理解和接受的，这就需要相关的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分析与解读，从而使政策目标清晰起来并使其效能充分发挥出来。本研究的目的只有两个：其一，通过对近年来出台的众多科技政策的分析，揭示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意图与目标；其二，帮助科技工作者厘清未来科技发展的主赛道，对接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从而实现个人与国家的双赢。毕竟对于个人而言，一旦赛道选错就是一生。
【博主跋】这篇文章是年初应朱老师之邀而写，现发在《群言》2023（4），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3-4-15于南方临屏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