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年代初，中国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不久，号召农民参加互助组，而紧接着，合作化运动便如暴风骤雨一般地来临。合作社立足未稳，又迅猛异常地被一大二公的公社所代替。但是公社太大，问题太多，于是就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时任何“三自一包”的企图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被认为是反动，但是农民的生活实在是非常艰难。
到了1980年代初，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又成了实质上的单干户。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多数地方的农民很快就能够吃饱饭了。国家对家庭承包的支持，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各类化工产品如化肥、农药、塑料制品的普及，基本上解决了我国几千年来存在的吃饱肚子问题。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成就。
在50～70年代，经济建设是计划经济，在高等学校里教师做“科研”也是在“计划”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少数人独自进行的学术研究往往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因而受到批判。无论是有组织的科研，还是自发的，基本上都不会得到额外的物质鼓励。那时候物质刺激是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始调动起来了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学校教师个人的科研活动逐年增加。除了少数有组织的安排之外，绝大多数研究都是教师们“单干”，形成由一名科学家即教师与他的学生组成的“单干户”。他们的研究课题一般都自选，然后申请资助。
1990年代，由于政策的允许，各学校可以“创收”了。创收所得可以作为高等学校工作人员的奖金或酬金。由某高校首先发起了对教师进行“记工分”式的考核。这种考核把教师该学年发表的研究论文、取得的研究经费以及教学课时等工作量化为分数，从而按照各人得分的多寡对酬金进行分配。这样的“记工分”式的分配，极大地促进了教师进行“科研”的积极性，使得该校教师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大量增加。这种记工分式的计酬方式迅速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传播开来。这些学校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也都非常迅速地大幅度增加。
此时，在某些省属高校，则采取了对于发表学术论文直接进行重奖的政策，使得那些学校的学术论文也开始迅速增加。在这以前，这些地方高校发表的学术论文极少。
到了2000年以后，中央部委直属高校都看重了论文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而且更注重发表论文于所谓顶刊。影响因子在“工分”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而记工分式的计酬方式在更大范围中实行，许多地方院校也先后学习到了这样的“先进经验”。
近十来年，我国的论文数量已经处于世界最领先水平。虽然人们注意到唯论文论的危害，但是，由于论文毕竟是所有学术“帽子”和各级各种奖励的基础。大量平庸的论文仍然有增无减，在某些领域被揭露出来的弄虚作假现象触目惊心。而教学水平的江河日下则引起了绝大多数师生的不满。
正如上面说到的，教师研究的方式如同单干户，而酬金的分配又略同生产队的按所记工分分配。这是很有些矛盾的事情。
有人认为，教师的研究如单干户，选择的课题多为短平快的，应当改变这种情况，应当适当地组织一些精干的力量，集中力量研究一些大的问题。
无疑，某些重要的技术或工程问题需要而且似乎应当组织科技人员集中攻关。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然而，对于基础科学问题，我看组织人马集中攻关是很难有效的，因为谁也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在哪里。
那么，是不是就像现在这样的单干就能够很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各个学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呢？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如今这样的各人单干，相互很少合作是不利于科学研究的。
人都有长处和短处，适当的合作能够使科学家们相互取长补短，作出好的工作。
人们虽然不能事先猜测到科学事业会在什么地方取得突破性的贡献，但是，在那些领域可能有较大的进展，从而应当下更大的精力去研究，还是可能会有大致的判断。
各单位的领导者应当鼓励科学家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适当的合作。这种合作可以是松散的，时间可短可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于现在的管理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
如今各高等学校对于教师的管理相当严格，当然，任何问题都可以从两面说。管理严格，也可以说是管得很死，教师的活动自主性很差。他的行动被“绩效工资”管住了。为了完成每学年的绩效，教师基本上被“拴死”了，对于靠挣工分来完成绩效的，尤其如此。
这个问题不解决，教师对于自己的研究就很难有真正的自主权，也就很难自愿地与本单位或外单位的科学家组织起即使是非常松散的“互助组”。他只能像现在这样单干，去研究那些最短平快的课题。
而即使是领导者组织起来为了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或工程问题而努力的“生产队”中，如何考核，名利的如何分配也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在一个组织中，成员们能够不计名利地努力工作，而能够合理地分配所得到的名誉，成员们都有合理的报酬，这个组织就能够较好的工作。在一个组织中，如果对每一位成员的要求过于斤斤计较，报酬也是锱铢必究，甚至出力是大家的，名利则是领导者的，这个组织就难以持久，更难以拿出很大的成果。
科学研究和技术突破需要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们的努力。
在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中，科学家可以是“单干户”。
为了更好地研究更加困难的课题，科学家有时候可以相互合作，形成时间或短或长的“互助组”。
在需要对某个技术或工程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关方面可以组织起管理更加紧密的“生产队”。
无论对于哪一种组织形式，考核都是一个大问题。严格选人是一个先决条件。选好了人，考核决不可斤斤计较，分配不能锱铢必究，不能搞生产队记工分式的“绩效工资”。
只有相对宽松的条件下，科学家才能够大胆地去选择那些更有意义但风险也大的研究课题。
对于科学研究，搞出来成绩应当予以奖励，搞不出来也无可奈何。毕竟科学家不是上帝，不是神仙。